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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上海建筑的传奇再次结束也是再次开始图密封垫

发布时间:2020-10-18 16:42:45 阅读: 来源:液压油滤芯厂家

时光荏苒,上海建筑的高度、规模不断攀升的同时,其风格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当然,这已不仅仅是一幢幢建筑,也是一面反映上海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的“镜子”。

斋腾和夫看到的只是侧面

从《致敬,一言难尽的上海当代建筑》开始,到《再次变身:金虹桥们震撼人心》,我们又走过了上海建筑的一段路程,但路程还远远没有走完。

对每一幢建筑或每一个建筑群落的寻访,让我们与读者一起真实地了解了不同时代赋予上海建筑的不同面貌,更重要的是,还让我们了解了建国伊始,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势在上海建筑留下的烙印。

譬如曹杨新村。这个让日本大阪建筑评论家斋腾和夫在1955年十分吃惊的建筑群落,有“一种漂亮、潇洒的西欧风格”,对此,他很是迷惑不解:究竟是接受过何种教育的人进行了这项设计?由于经历过长期战争的折磨,中国大陆上恐怕没有人有机会接受这种教育,那么,这种实力又是怎样储备起来的呢?

斋腾和夫看到的只是二层砖木结构的建筑表面,看到的只是建筑世界中的“霍华德思想”在曹杨新村上呈现,以西方“邻里单位”概念在曹杨新村的布局,使得这个新村避免了后来许多工人新村单调、划一、机械、毫无人情味的兵营式感觉,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日本建筑评论家没有深切明白一个伟大的新生政权在1951年提出的人道主义概念:建筑,不再只是体现马勒别墅的奇幻、嘉道理大厦的奢华以及哈同花园的恢弘,它还应该或者说更应该是一个共享的容器,是对这个时代最普通的人民所呈现的关爱,它应该让在过去时代中没有多少发言权的低层男女能够充分享受到四堵墙内的温暖。也因此,在地处上海西北的地域上,94.63公顷的地基上产生了96824平方米的房屋,容纳居民为24206人。其中,曹杨一村占地为13.3公顷,共建成三开间二层楼房48幢、167单元,迁入了1002户人家,所有迁入的人家都是过去时代的苦难男女,居住于曹杨一村166号中的马宝娣便是其中一个。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建成后,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决定将这批房子分配给地处普陀、江宁、长宁三区住房特别困难的那部分工人,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生产上有显著成绩者享有优先分配权利,马宝娣有幸成为曹杨一村的第一批入住者。

1952年搬进曹杨新村时,马宝娣才只有32岁。在这之前,作为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她工作在延平路的青丰纺织厂。因为工作特别出色,三次被评为劳模,三次进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马宝娣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搬进曹杨一村时的全部家当:几块铺板、几条长凳,那是旧时代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在这个意义上,她将永远地感激新时代带给她的这份幸福。

某种意义上,1951年建造的曹杨新村要比多少年后建造的许多上海小区做得更好,因为在去除了商品意识、功利意识的50年代,社会无需为罪恶而又神奇的利润去剥夺人们对绿地的享受、对低密度的渴求、对更艺术化空间的向往,它有可能做到如同伟大的海德格尔的预言:人寻找着他诗意的栖息之地,而所有这些,都是日本建筑评论家斋腾和夫所无法看到和感受到的。

壮丽的大厦与恢弘的街道

曹杨新村之后,上海建筑一路又走得辛苦而壮丽。

说辛苦,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在一个物质十分匮乏的时代,光建造一幢区区10层的延安饭店,上海便用去了整整12年,从1960年到1972年,如果这不算辛苦还有什么算作辛苦?当然,其中仍有几抹亮色。

由前苏联建筑设计师安德烈耶夫设计的,又由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大家之一的陈植先生率领的团队作设计配合的中苏友好大厦便是亮色之一。

占地为0.93公顷,总建筑面积高达58900平方米的庞然大物,有着和谐的比例、雄伟的体量和壮丽的风格,它的特殊性是不言而喻的。从风格上说,它为上海带来了俄罗斯古典主义的美学意味,在上海,这种美学意味不说唯一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从高度上说,它的110.4米的顶部镏金塔,某种意义上产生了上海的新制高点,这个制高点似乎压倒了过去上海的象征:83.7米的国际饭店;最后,就中苏友好大厦落定的地块而言,更是充满了象征意义:新兴的、充满了朝气的革命文化取代了颓唐的、弥漫着腐朽之气的西方文化。在曾经哈同花园的地基上,老哈同和罗迦陵优哉游哉的情景曾经深刻地刺痛着无产阶级的心,现在,宏伟体量的中苏友好大厦压碎了一切,在它巨人般的尺度下,还有谁会想起那个犹太人哈同和他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呢?

闵行一条街与张庙一条街也是亮色之一。从1956年起,上海开始有计划地在上海边缘地区与郊县辟筑卫星城镇,闵行、张庙便是这些卫星城镇中的一个。设计者还是设计大家的陈植,其时他担任着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他在上海市委“先成街后成坊”的指示下,决定以一条街的形式来取代以前的小区模式。

1959年4月3日,闵行一条街的建造工程正式开工,37幢4至5层的楼房,总计为7.29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加上44米左右的宽阔大道,大道两侧为居民设计了百货、食品、银行、图书、服装、照相、理发等商店,这条大街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便彻底竣工,最终完成的建筑面积有着足够的体量:10万平方米。

从上海宾馆到金虹桥

可以将上海万人体育馆的建造作为一次触底反弹,1975年,那是中国当代历史最具复杂性的年份,后来的那部大历史是经由这个年份而书写的。

随后,一个真正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诞生了:上海宾馆。这个建筑,不仅为上海提供了比较纯正的现代主义风格,它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90米高度,现在,上海,不再以中苏友好大厦镏金塔这个构筑物而是以实际的建筑高度而超越了1934年邬达克创造的上海之高。

接着发生的建筑故事堪称传奇。

前有雁荡与爱建公寓的诞生,继而联谊大厦紧跟而上,又紧接着是一连串的上海宾馆建筑,它们分别被叫做华亭、静安希尔顿、贵都、锦沧文华,上海商城将这时期的上海建筑作了一个总结,也对一个更其恢弘的时代到来作了总结。

在“致敬,上海当代建筑”的系列中,我深深体会到一点的是,上海建筑设计师群的卓然不凡的涌现,这样的情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上海产生的中国本土建筑师群,他们是董大酉、陈植、赵深、范文照、陆谦受、李锦沛等人。新上海建筑设计师群中有设计了广电大厦、上视大厦的汪孝安先生;有设计了广播大厦的曹嘉明先生;有设计了八万人体育场的魏登山先生;有设计了上海图书馆的张皆正先生,有设计了东方明珠电视塔楼的凌本立、江欢成先生。所有这些设计精英,由于种种原因,或者说主要是由于我们文化的原因,在专业圈或许声名卓著,但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却鲜为人所知,而上海当代建筑,其实是无法离开他们的,或者说,缺失了他们,一部上海当代建筑史便是不完整的。

当然,以我的观点,建筑,或者说建筑历史,从来就不是建筑师个人所能够书写的。

我的意思是,当中国民族资本集团没有在20世纪10年代20年代乃至30年代的一举崛起,具体说来当四行储蓄会还只能在遥远的北方困守一隅,那么,我们就无法想象后来的四行储蓄会大楼会在广东路与四川中路耸立而起,更无法想象到拉斯洛·邬达克会接到他一生最重要的一张订单:四行大厦,稍后,大厦易名为国际饭店;同理,当马应彪与郭乐只是澳洲果栏中的一个买卖水果的好手,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资本开始追逐他们的百货之梦,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设想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会在当年的南京路上与以惠罗为代表的西方四大公司分庭抗礼?

回到20世纪90年代同样如此。倘若没有中国大陆早自1978年12月之后的那次伟大的改革开放,倘若改革开放的势头没有绵延10多年,让整个社会结构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也让国家与城市都积聚了足够的实力,那么,怎么可能设想在90年代后期,上海的小陆家嘴地区,竟然会有一场建筑文化的伟大实验,这实验的规模和影响最终将超越法国巴黎的拉·德方斯。

不过,接着我们要书写的并不是上海小陆家嘴的建筑实验,我们将它暂时地搁置一边。

我们再次出发,再次寻访,是因为,我们将再次回到上海的历史中去,我们要写的是建筑中的另一种,充满文化内涵、极具历史价值,它们也是对时代、社会、文化的特殊说明,我说的是宗教建筑,或者说教堂建筑。

自下期起,我们就开始逐一地介绍这些留存在上海大地上的另一种建筑,而此刻,亲爱的读者,当我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寻访的路上,寻访上海教堂建筑的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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